哈特曼的自我心理学与适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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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特曼的自我心理学与适应问题
哈特曼(H•Hartman1894—1970)是精神分析自我心理学的创始者，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精神分析学最著名的理论家之一。
本书是哈特曼在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上所作的一系列讲演的专辑，被誉为同弗洛伊德《本我与自我》相媲美的重要著作。它对现代自我心理学的建立与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他的主要贡献在于，一方面澄清了弗洛伊德体系中关于自我心理学的一些模糊思想，另一方面又把精神分析学中一些命题的表述恰当地纳入普通心理学的范畴，试图建立精神分析学与普通心理学的联系。
本书1939年出了德文版，1958年又出了英文版。这里，仅摘译了第一、二、六、九章中的部分内容。主要思想：(1)承认非冲突的自我领域的存在，把自我视为独立于本能冲动的自主机能;(2)肯定自我机能的适应性，把适应视为机体与环境不断交互作用的动态过程;(3)强调自我的整合机能和自我环境间的相互调节作用，把精神分析从本我心理学的理论框架中解放出来，推进了正常人的发展心理学。当然，由于他承认了自我有两级自主性的存在，即除了有那些先天独立于本我的非冲突的一级自我自主性而外，还有一种从本我的冲突中发展出来的二级自我自主性，因而哈特曼最终仍然没有彻底逃脱本我内驱力的羁绊，真正给自我以独立的能量。
免于冲突的自我领域
精神分析以三种形式处理适应问题：即把适应当作自我心理学的问题，当作治疗的目的和一种教育思想。令人奇怪的是，尽管“自我谐调”的概念得到了很好的规定，但经验表明，现实谐调的概念却歧义多变，包含了各种对立和矛盾的观点。
精神分析单门学科解决不了适应问题。适应也是生物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题。但是，精神分析对适应所作的和将要作的重要探讨是其他学科和方法所无法达到的。因此，我们有理由期望，任何关于适应问题的研究都要考虑精神分析发现的基本事实和关系。我们对适应问题兴趣的增加主要是由于随着精神分析的发展，我们的注意焦点转向自我的机能。但是，我们对于整个人格兴趣的增加以及应用顺应现实这一标准探索心理健康的某些理论原则，也促使我们关心适应问题。
……我认为，在广义上说，正是由于精神分析的努力，人格核心领域的某些具体问题才可能扩展于心理生活的其他领域，另一方面，其他领域也为精神分析研究人格概念的变化创造了条件。
我首先要评论我为自己规定的某些问题的范围，在此，我不打算系统地阐述这些问题。
从很早开始，也许从精神分析的发端开始，精神分析就有狭窄和广泛的两种目标。它开始于研究病态和处于正常心理学与病态心理学边缘的现象。在这一时期，精神分析工作主要围绕着“本我”和本能驱力。但是不久之后，出现了新的问题、新的概念、新的原理和新的解释的需要，这些新问题超出了狭窄领域，走向心理生活的普通理论。这一方向的最关键、最有代表性的一步是我们最近的自我心理学：弗洛伊德最后15年的工作以及遵循他开拓的研究方向的安娜•弗洛伊德的研究和英国学派在另一个国度的研究。现在，我们不再怀疑在最广泛的词义上，精神分析可称为普通心理学了。我们的工作方法的概念可以看作是精神分析的，它变得更广泛、更深刻并更具特色。
安娜•弗洛伊德(1936年)把精神分析的目的定义为尽可能地获得三种心理结构的知识。但是不能说心理学中每一朝向这一目的的努力都算作精神分析的。精神分析的独特特点不在于它研究的内容，而在于它独特的科学方法和它使用的概念结构。所有的心理学研究都分有精神分析的某些目标。因此，弄淸这些精神分析和一般心理学共有的目标反而会突出精神分析思想的特色(例如，设想精神分析的自我心理学与阿德勒心理学之间的比较)。精神分析的最近发展并未改变其基本特色，既未改变精神分析的生物学倾向，遗传、动力的、经济的和拓朴学的观点，也未改变其概念的解释性。因此，当精神分析与非精神分析的心理学研究同一主题时，两者必将取得不同的结果。在最后的分析中，两者对事物的本质会有不同的见解，而这一不同的见解必然导致不同的描述和关系命题。……一般来说，某一特点越是与广泛的理论有关，也就越与特殊有限的理论无关。这虽然只是一个类比，却是一个有效的类比，因为精神分析在假设和研究范围方面比任何其他心理学都更加广泛，有可能成为心理发展的一般理论。然而，若要认识这一潜能，我们必须从精神分析立场和我们的理论中观察和综合某些心理现象，这些心理现象既包括精神分析出现之前的心理学的研究主题，又包括现代心理学中非精神分析研究的主题。
有人常说，本我心现学过去、现在都是精神分析的“保留地”，而自我心理学则是精神分析与非精神分析心理学的“按触地带”。有人反对精神分析的自我心理学，但这种反对不同于对本我心理学的讨伐，反对自我心理学的呼声颇象一般的科学的批评，不那么有敌意，也不那么系统。在某些精神分析学家看来，这一现象说明自我心理学的发现不是无效的，就是不重要的。但这一观点并不正确：对于新发现的抵抗并不是直接指向其科学的意义。有理由相信，自我心理学遇到的批评之所以更为温和，只是因为非精神分析者很少掌握其背景和含义。弗洛伊德正确地宣称，精神分析应被看作是一个“体系”，它是一些命题的有机联系，任何将其部分与整体分开的企图不仅会损害其整体的意义，而且会改变其部分的含义并使其部分失效。所以，精神分析的自我心理学根本不同于“表层心理学”，尽管正如菲尼奇尔最近指出的那样，精神分析自我心理学将一直对行为的细节和意识经验的范围感兴趣，它很少研究前意识过程以及潜意识、前意识和意识自我的关系。动力和经济的观点虽然可应用于所有心理生活，但很少应用于自我心理学的问题。精神分析的发展史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迄今为止仍不太清楚这些与适应成就有关的心理过程和研究方法。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自我看作人格的非生物学部分，而把本我看作是人格的生物学部分，适应问题反对这种划分，关于这个问题的细节我们后边还要讨论。显然，对于心理表面的细节进行纯现象学的描述从前是受唾弃的，但这种描述对于自我心理学却特别重要。我们也许一致同意，这些现象学的细节之所以能引起我们的兴趣，仅仅是因为它们为我们提供了起点。最大限度地收集描述的细节这一目的是现象学心理学的目的，而不是精神分析自我心理学的目的：自我心理学有赖于两者的基本差异。例如，费德的自我心理学集中探讨各种自我经验，却不单单是现象学的：各种经验的作用是作为其他过程(力比多)的指示器，处理经验是依据解释概念而非描述概念来进行的。
理论和治疗技术的密切关系构成了精神分析的特点，这一关系可以解释为什么直接介入心理结构冲突的自我机能比其他心理机能更早引起我们的注意，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其他自我机能和顺应环境的过程，不包括那些自一开始就存在于精神分析中的棘手问题，直到精神分析科学发展到近期才成为研究的主题。精神分析的观察常常是基于与自我的其他机能有关的事实和思想，但很少形成细致的研究和理论的反映。我相信，经验事实会表明，这些机能对于理解和治疗一直作为精神分析兴趣中心的心理疾病并不重要，而对于理解作为每一神经症根源的冲突心理学却十分重要。然而，我并不想低估这些机能治疗的重要性，我在此主要涉及这些机能的理论意义，甚至只是从理论意义出发。我们务必认识到，虽然自我确实在冲突的基础上成长，但冲突并不是自我发展的唯一根源。我们许多人希望精神分析成为一般的发展心理学，为达此目的，它一定要包含自我发展的其他根源。我们要重新分析精神分析的观点，并运用精神分析的方法重新分析其他非精神分析心理学获得的成果。这自然使精神分析学家对于发展过程的直接观察(首先直接观察儿童)赋予新的重要性。
并非每一对环境的适应或学习及成熟过程都是冲突的。我可以举出冲突之外的知觉、意向、对象认识、思维、语言、回忆现象、创造性、运动发展阶段、掌握、爬行、走路、成熟及学习过程等等的发展。许多众所周知的精神分析研究，我在此不一一列举，把这些过程当作起点。自然，这些研究并没有从当前自我心理学的观点来对待这些问题。(E•毕柏灵考察了精神分析动机心理学与自我心理学的兴衰。)在此，我不需要罗列这些机能：诸位都了解这些机能。我并不是说，我刚才列举的和其他有关的儿童活动是与心理冲突无关的;我也并不认为，这些活动发展的挫折不能引起冲突，或能够避免卷入其他冲突。相反，我欲强调的是，这些活动的发展不仅在典型的个人发展和本能驱力的冲突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在促进或加速个人掌握这些活动的能力方面也具有重要作用。我采用“免于冲突的自我领域”这一暂定的术语来表示这些机能，也就是说，这些机能在既定的时间内在心理冲突范围之外发挥作用。我并不想引起误解：我在此讨论的并不是其发展可以免于冲突的心理领域，而是就个体而言，能够在经验上存在于心理冲突领域之外的过程。人们有可能说，个人心理生活的纵向和跨越心理结构的横向均可属于这一免于冲突的领域。但我们对于这一领域尚缺乏系统的精神分析知识。我们只是部分地了解了正常发展过程中的现实惧怕：防御过程，以及免于冲突领域对于防御的种类和后果的贡献，对于本能驱力目的位移的贡献等。我们毋需证明，免于冲突领域的研究象学院心理学的研究一样，必然要忽视基本的心理学关系。
研究这一免于冲突的自我领域虽然不一定没有技术意义(例如，分析抵抗)，但一般来说，自我领域不象研究冲突和防御那样对精神分析的技术有很大贡献。我们在此并不关心这—问题。也许有人会争论说，免于冲突的自我领域所包含的心理过程是处于精神分析的研究之外，最好留给其他心理学原则去讨论。我已经指出了这种规定为什么不对。心理学不能被分为精神分析的和其他心理学的原则，因为这样划分使心理学原则忽略了发展的事实，而这一事实对于非精神分析的心理学也常常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我们认真考虑精祌分析欲成为心理发展的普通理论之要素，我们必须从我们的观点和立场出发，借助精神分析和对婴儿发展的直接观察研究这一心理学的发展领域。现在，免于冲突的自我领域象整个自我心理学的传统地位一样，是“另一领域”，这一领域虽然在每一转折点上都十分重要，但尚不能加以系统的理论描述。然而，这一局限性很快就会消失。
显然，适应既包含与冲突情境有关的过程，又包括免于冲突领域的过程。我在此首次联系适应问题讨论免于冲突的自我领域。例如，一个颇为诱人的任务是在具体病例中探讨那些吸收外部和内部刺激心理过程的相互作用，这些过程导致日常的适应和正常的适应。我们对于这些过程的机制十分熟知，并把这些机制看作阻碍发展的原因。在性格发展的诸多问题中，探讨上述过程的相互作用也是很有趣的，我们把人格的这一方面叫作“自我兴趣”。例如，特殊才能对“纳西施”的分配、对象力比多和攻击本能的影响，特殊才能在促进冲突问题的解决及决定防御的适当选择等等，在临床治疗方面十分重要，尽管不足以研究问题。赫曼对于精神分析研究特殊才能有很大贡献，但他的观点不同于精神分析。在具体研究精神病患者的自我障碍以及心理生活的相互作用时，务必考虑免于冲突的自我领域。根据本能驱力和冲突不能完全解决这类问题。
我们对于自我的了解始于自我的防御机能，安娜•弗洛伊德(1936年)的经典研究表明了这点。然而，我必须强调，精神分析领域出现的一些问题使我们必须研究自我的其他机能和自我活动的其他方面。只有追溯自我解决与本我和超我斗争的过程，我们才能描述自我的发展。如果冲突包括与外界的冲突，我们就会看见，与外界的冲突处于心理结构冲突的前沿。这一情形可比作一个国家，一个国家除了与邻国发生战争以外，其内部各地区的界限争端以及和平时期跨越这一界限的交通冲突也时有发生。同时，一个国家还包括人口、经济、社会结构和管理等的和平发展。一个国家可看作是一个成体系的制度，国家通过立法、执法实现自己的职能。显然，在各种机构之间具有系统的关系，回到心理学问题上来，也就是说，我们最感兴趣的是结构之间的关系。我们的任务是研究内部的心理冲突和和平发展如何相互促进、相互钳制的。我们一定要研究冲突和发展方面的相互作用，我们只有了解心理与外界的关系才能研究这种相互作用。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学习直立行走既包括心理组织的成熟、体质和学习过程，又包括力比多过程、认同以及可引起机能障碍和冲突的内源和外源因素(本能驱力和环境)。任何单一过程均不能解释发展中的重要步骤。
然而，将冲突情形和和平发展的对应直接看作是病态和正常的对应则是错误的。正常健康的人不可以免于冲突和问题。冲突是人类生存的一部分。当然，在病态中，冲突的范围和强度都是有别于正常情形的。病态和正常的对应、先天的防御和后天防御的对应(或来自冲突的发展与免于冲突的发展的对应)并不是同时发生的：前者是就挫折与成就的.对比而言，后者是就冲突与无冲突的对比而言。“成功”的防御可等于成就方面的失败，反之也是。由于经验表明，两种对应之间常常没有什么差别，所以，这一浅显的道理并不肤浅。我并不是说，研究冲突问题的最有效方法是研究病态的机能，也不是说，探索免于冲突的领域要使用同一研究方法，或对于受挫发展进行直接、间接的观察。
就精神分析研究和受之影响的领域而言，教育学与社会学将受益于我们研究方向的扩展，尤其是免于冲突的领域和适应。十分显然，这种扩展的起点始于自我心理学，即从一个新角度考察几个熟知的问题。由于安娜•弗洛伊德的著作包含着有关自我重要机能的透彻论述，我将从她的著作中选出论证我的观点的例子，这些例子只强调某一观点或立场，并没给精神分析带来新东西。在给布达佩斯国际精神分析会议的有关精神分析的历史的文章中，安娜(1937年)指出，精神分析理论的变化以及精神分析焦点的变化体现在精神分析的教育观中;每一种理论的认识都导致教育不平衡观点的修正和重新认识。例如，“预防神经症”一度被认为是精神分析对教育学的最有贡献之处。当时，无论是言谈还是在著作中，人们都希望教育乃至整个文化的历史都将成为“预防神经症”的一部分。安娜•弗洛伊德还指出，精神分析对自我的准确理解无论在一般方向和处理个案方面均会使教育发生改变。我认为，按照我们上述的方向训练思想是大有可为的。迄今为止，精神分析的自我心理学主要由冲突心理学所统治;顺应现实发展的免于冲突道路只处于其边缘。科学的使命是从某一问题的结果开始解决下一个问题，经验科学更是如此。教育学总是建立在科学或非科学的完整人格的概念之上，教育的目的在于培训有助于适应成就的社会规范(我们后面要讨论一个例外)。因此，教育的原则只有在考虑人的发展的各个方面，包括心理结构、生物发展等级及其成就和适应价值时，才可有实现的机会。
例如，本能驱力和心理发展之间的某些关系是广为人知的。我们知道本能驱力的冲突和禁忌可暂时或永久地妨碍智慧的发展。另一方面，安娜•弗洛伊德曾指出，在青少年期，智力的发展可以防御本能的危险，这是一种以间接的方式掌握本能驱力的努力。但是，这一过程还有另一个现实倾向的方面，即这一反对本能的防御机制同时可被看作一种适应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安娜•弗洛伊德(1936年，第179页)指出：“本能的危险使人类变得更聪明。”我们有理由问：什么因素决定了选择某一控制本能驱力的手段?什么因素决定了一个人去使用智慧的高度?我们了解这些复杂的相互关系的一部分，例如，婴儿试图解决问题的发展意义。我们有理由假设，自主性的智力因素作为一种独立变量决定了人们对防御过程的选择和防御过程的成功。尽管我们并不完全不知或不了解这些过程，但我们对这些过程尚缺少系统知识。一般的学习和学习思考是并行存在的独立生物机能，在某种程度上，它们独立于本能驱力和防御。
顺序思考也总是直接或间接地指向现实的。当反本能驱力的防御加强或提高了智力成就时，这说明某些形式的解决冲突之手段可包括适应外界现实过程的生物保证性。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防御过程都是这样，但青少年时期之外的智力化过程也可具有这一特征。“这一本能生活的智力化，试图联系意识观念处理或控制本能过程，是人类自我的最一般、最早和最必然的要求之一。我们不把这一过程看作自我的活动，而是看作自我的不可多得的因素之一”(安娜•弗洛伊德，1936年，第178页)。
可见，将这一智力化现象描述为防御并不能充分地规定这一现象。充分的定义一定要包括其现实倾向、有助于适应和组织等特点。一般来说，我们对于这些暂时免于冲突的自我机能以何方法、在何程度上间接地组织防御更感兴趣。心理的发展毕竟不是与本能驱力、与爱的对象、与超我等简单斗争的结果。例如，我们有理由假设，心理发展只有在某一心理结构的制约下才能完成，而自出生开始，这一结构就开始发挥作用了。关于这一点，后面还要更详细讨论。现在，我们只需指出，记忆联想之类的过程是不可能从自我与本能驱力的关系或与爱的对象的关系中派生出来的，而是这些关系及其发展的一个概念前提。
为了判断防御的成功，我们不仅要探求本能生活的命运及其对自我提供的保护，而且要比以往更加深入地探索非直接卷入冲突的自我机能的作用。自我坚强、自我软弱、自我局限等概念都与这一领域有关，但是，只要特殊的自我机能没得到细致的研究，这些问题也自然是模糊一片。自我的力量尽管在冲突领域的斗争中表现的极为明显，但不能仅仅根据卷入冲突的自我领域来规定。根据我们的比喻，防守前线的战斗效果也有赖于是否得到后方的支援。一旦我们客观地确定了能力、性格、意志等与坚强或软弱的自我有关的(经验的，而非理论的)因素，我们就能摆脱通常相对于个人的自我与本我或超我关系而言的自我力量的规定。因而，我们也能够比较不同个体的自我强度，尽管以掌握现实和取得成就为一方，以自我强度为另一方的关系十分复杂。亨德利克(1936年)的研究是走向这一自我力量定义的重要一步。
在我们的临床工作中，我们看到，智力发展、运动发展等因索的差异如何影响儿童处理冲突的方式，而处理冲突的方式又反过来影响智力和运动机能的发展。这一观察描述了冲突领域和其他自我机能的相互作用。这一相互作用是实在的，也就是说，这一相互作用是心理过程的决定性。然而，考虑到我们处理这些现象的方法，我们要论述自我过程的两个方面。实际上，我们研究的常常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只不过我们首先研究这一过程与内部冲突的关系，然后研究这一过程对掌握现实的心理组织的依存和影响。有些时候，我们对病态过程感兴趣，对于病态与适应挫折的发生关系感兴趣;另一些时候，我们对于人们取得的肯定的适应价值感兴趣。我们看问题的立场决定了这一过程的哪一方面更为重要;有赖于两种不间立场的两种关系。
我以幻想作为另一个例子，这一例子可说明同一结论。幻想在儿童心理学和教育学中也是十分重要的，但我们在分析成年人时也要常常遇到这一问题。我没必要提醒诸位幻想的形成在神经症心理中的重要作用。在最近的著作中，安娜•弗洛伊徳(1936年)讨论了幻想在儿童发展中的作用。她考察了幻想中的现实否认，并指出，拒绝接受现实不一致事物的儿童在某些条件下，如何否认现实的存在，用幻想的形式取代现实。这一过程是正常的自我发展中常见的。安娜•弗洛伊德问，什么因素决定了这一过程是否成为神经症。这也许依赖几个因素：如自我知觉组织和思维组织的成熟程度，尤其是因果思维组织的成熟，这些组织的成熟确保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必然发挥显著的作用。安娜•弗洛伊德写道:“……也许……成熟自我与现实的联系比儿童的自我更为坚强……”(1936年)。从心理经济的立场来看，成年人的幻想取代现实与儿童的幻想取代现实完全是两回事，两者的重要性不同。在此，面临发展问题和智力受阻时，我们必须研究上述提及的自我组织的发展及其机能，因为缺少这种知识，便无法回答我们的问题。
为了深入我们的探讨，我们现在必须问:什么是幻想中的肯定的适应因素?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一定不要忘记现实测验的基本生物学意义，尤其不能忘记幻想和现实的区别。瓦伦顿克(1921年)是继弗洛伊德之后，唯一研究幻想思维一般特点的人。他认为，与梦的工作相比，幻想思维的生物学意义在于它试图解决清醒生活的问题。我想附带指出，在瓦伦顿克的研究中，我们再次遇到了前意识机制，克利斯最近强调了前意识机制对我们研究问题的意义。应当指出，这些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联系的。幻想(不仅是在从事新综合的才能的意义上，而且也在符号、形象思维的意义上)在科学思维中有所贡献，幻想可以转变为理性思维，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健康成年人的心理生活也许从不能排除幻想取代现实或否认现实的成份，尽管幻想与健康成年人的心理生活是格格不入的。宗教对待婴儿性欲的态度和观念就是例子。
适应现实的习得过程很有可能是曲折的。适应现实的道路最初必定会偏离现实环境。游戏的功能就是很好的例子，也就是说，游戏在人类发展中具有实在的意义，而不是一种目的论的理论解释，另一例子是学习过程中幻想的辅助功能：尽管幻想总是表示对现实环境的最初偏离，但幻想可以是为现实所作的准备，并导致更好地掌握现实。幻想可以通过使我们的需要和目的与实现它们的可能途径联系起来，而完成其谐调作用。众所周知，有一些幻想虽然使人偏离了外部现实，却启迪了人的内部现实。心理生活的基本事实在于这种幻想的内容，在精神分析使科学研究幻想成为可能的很久之前，情形便是如此。幻想的基本机能是自体成形的(autoplastic)而不是异体成形的(alloplastic)，但是，我们也不应忽视心理内部生活的重要性，尤其是掌握外部世界的重要性。
我必须指出，对现实的了解并不等于适应现实。关于这一点后面还要更多地谈到。这一现象也说明，必须将适应区分为不同的方面。这一情形似乎是自相矛盾的：我们的观点已走出了病理学、神经症和精神病的心理学，我们开始强调适应现实捷径的发展意义，只有当我们从适应现实问题出发，我们才能认识到幻想迂回的积极价值。但是，这同一现象实际上先从一种立场思考，后来从另一立场思考，具有肯定或否定的重点。从第一种立场看，“肯定”的重点在于预防神经症，从第二种立场看，“肯定”的重点在于“适应的一般深化”。只有不成熟和片面的估评才忽视这两者的实质的同一。长期以来，精神分析没机会探索属于正常心理学的心理过程的“另一方面”，因此，精神分析也自然不为非精神分析的正常心理学所理解。
【拓展阅读】
海因兹·哈特曼：朝向适应的转变
自我心理学之父海因兹·哈特曼(1894-1970) 即是蓝图的最主要的设计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追逐幼儿期目标和渴望的过程中，发掘出来一些心理史前遗迹，但没有加以深究，哈特曼像安娜·弗洛伊德一样，对这些遗迹很感兴趣。然而，与弗洛伊德女儿不同的是，哈特曼拾在手中的远古长矛并没有唤起他对战争的想象，也没有使他对防御策略感到着迷。哈特曼超越了冲突，思考的是这些发现本身所具有的更广泛的技术意义。矛头是怎样制造出来的?用金属焊接的?哪些人参与了这一创造?那些远古人类还有什么其他力?他们还铸造出钱币了吗?他们的社会团体怎样行使日常功能?不能只通过研究战争来理解一个国家。这一关注点的转移看似简单，但却强烈地影响了精神分析的进程，展开了对正常发展的关键过程及其演变的重要研究。
哈特曼的贡献拓宽了精神分析的关注视野，从心理病理到人类普遍发展，从一种孤立的、自成一体的治疗方法，变成通行于多学科间的一种思维方法。这项工作并不容易。哈特曼不得不维持一种微妙的平衡，一面扩展精神分析的问题范围，一面保存弗洛伊德学派认定的精神分析本质方法。沙利文等人际学家像哈特曼一样，强调环境在人格塑造中的影响，但沙利文放弃了弗洛伊德的驱力理论，所以主流弗洛伊德派中不认为他的观点属于精神分析。而哈特曼谨慎巧妙地从拓展和细化弗洛伊德基本理论的角度发展了自己的创新观点。
在精神分析界，海因兹·哈特曼很适于这个核心开拓者的角色。他出生于维也纳一个在学术和艺术方面颇有声望的家庭，父亲是位声名显赫的历史学家和驻德大使，母亲是一位雕刻家。维也纳以及世界各地的著名音乐家、哲学家、医学家、政治学家和其他学者，络绎不绝出现在他家中，使小海因兹置身于各种绚烂纷呈的文化和思想中。他后来接受了医学和精神科培训，深深敬重弗洛伊德及其贡献;1934 年，他应弗洛伊德之邀参与精神分析工作。但精神分析之外的科学世界也同样剌激和吸引着哈特曼，他对心理学、历史、音乐和哲学都具有广泛兴趣。
哈特曼的奠基式著作《自我心理学和适应问题》(Ego Psychology and the Problem of Adaptation , 1937 年出版于德国)非常抽象，而且大部分是非临床的内容。然而，该书提供了一个支持临床探索、实验研究的理论框架，并最终从理论上支持一种崭新而有效的治疗方法，目标不再是揭露人类内心中被压抑的原始冲动，而是修复心理结构本身。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安娜·弗洛伊德和威廉·赖希都曾对理解自我的复杂操作做出过贡献。但在哈特曼之前，自我功能一直被局限于心理冲突中来看待。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认为幼儿最初从根本上是自我关注的，全神贯注于内部的张力和感觉，而并不指向外部现实。幼儿只是慢慢开始意识到，寻求快感的白日梦幻想并不能消除阵阵袭来的饥饿。他不得不懊恼地处理弗洛伊德所说的“现实的砖墙”，强制自己适应。就像拍击新生儿背部能使他开始呼吸一样，外部世界的苛刻迫使幼儿最终意识到外部现实的存在。弗洛伊德认为这种不愉快的遭遇，使得有目的的行动和更高级的思想(次级加工[secondary process] ，与初级加工[primary process] 相对应，后者是以幻想为基础的愿望实现)最终得以发展。幼儿不得不进行思考，做出实际回应，以避免增加本能压力。这一心理发展模型为设计经典治疗方法提供了理论基础。不满足(例如，不回答病人的提问)以及解译性对峙的目的是，迫使病人公开本我为寻求满足而产生的幻想，使之暴露于意识的检查之下，得到分析性解译，由此转换为更现实、成熟的思考方式，以增强自我功能。“有本我的地方就应该有自我。这是一场文明教化，与排空须德海铃并无二致”(弗洛伊德， 1933 ，第80 页)。
哈特曼的人类发展观点从根本上改变了上述图景。他和弗洛伊德一样，从达尔文的物种进化论中获得灵感，但他吸取的是达尔文理论中的另外一个维度。
弗洛伊德从达尔文那里得到这样的概念，人类是由其他物种进化而来的，而并非一种完全与众不同的生物，这在今天听起来很平常，但足以令十九世纪的人们晕厥。弗洛伊德的很多观点，诸如人类动机的本能来源、幼儿期原始的性驱力和攻击驱力，都能从达尔文理论中找到踪迹。哈特曼强调的概念是，通过适者生存的过程，动物被打造成高度适应自身的环境，所以“有机体和环境之间”应该存在一种持续的“交互关系”(1939 ，第24 页)。
哈特曼推论说，如果人类像所有有机体一样，从根本上被设计为与环境相适应，那么这种适应就不止限于生理方面，也将包括心理自体。反过来说，通过这种设计，自然环境也必然特别适合于人类的心理存在。因此，哈特曼设想中的幼儿，并不是在梦幻中漂浮，然后突然就被要求适应，而是在出生时就带有自我的潜力，像种子等待春雨一样，等待适宜的“平均可预期”环境条件出现，来发动它们的成长。某种“无冲突的自我能力”不是由冲突和挫败造就的，而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潜能，是人类特权和功能的一部分，将在适宜的环境中自然浮现，让人类能够适应环境。这些能力包括语言、感知、客体理解和思维。
哈特曼对己存的关于冲突的精神分析理解保留欣赏，但同时也开始研究无冲突的适应发展。他开始从起源、现有的以及变化的功能，还有它们彼此之间关系的特异性方面，对自我操作加以分类和命名。他注意到，具有基本自发性(例如说话)的适应器官可能会继发性地卷入冲突之中(口吃)。而来自于冲突的防御，可以通过发展适应性能力，最终变得具有自发性。
例如，与排便活动有关的持续快感不能为社会所接受，所以反向形成这种防御被创造出来，将这种快感保持在个体的意识之外;蹒跚学步的孩子起初对排便的着迷，后来被转化为一种意识中的嫌恶态度。然而，这些源自冲突的反向形成，最终却可能成为整体人格中的一种高度适应功能，比如干净整洁会带来真正的愉悦享受，因而逐渐拥有了冲突以外的作用，成为“次级自发性”。类似的还有理智化防御，使用抽象思维来试图阻止对冲突情绪的意识，这是高智力群体中常见的一种防御方式，而其抽象思维能力具有明显的适应用途。分析师如果仅仅解译防御(“你在理智化而不是感受”)，风险是让病人觉得自己的思考能力是件坏事。哈特曼的精确区分从冲突和适应两个方面定位心理功能，为临床医师提供了更详细的人类特征。
但是，哈特曼所描述的“无冲突”的自我功能也引发了一个问础：这些功能从哪里得到能量?如果心理在根本上是从性驱力和攻击驱力中获得燃料，而且证实了这两种驱力处于冲突的要求之中并在很大程度上遭到禁止，那么，像知觉、学习能力等适应性的过程，燃料从何而来呢?
弗洛伊德也曾力求解决同样的问题，只不过是用了另外一套术语。他希望动机理论也能解释他所深爱的高级文化追求(如文学和艺术)，而前者把一切意图的本质都视为性和攻击。弗洛伊德的解决方式是引人升华(sublimation)的概念，这是一个准防御过程，把性冲动的力量套上了缰绳，引导它成为丰富多彩喜闻乐见的活动。通过这种方式，对窥阴的固着可能被转换成摄影才华。
但是，即使在驱力被升华时，它们依然在伪装形式下保持着性和攻击的本质。如果无冲突的自我功能是真正自发的，就似乎需要有一种能量，不带有上述性质。哈特曼提出了一种他称之为中和(neutralization) 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自我清除了性与攻击的品质。实际上，中和改变了驱力本身的性质，与升华不同，而是像水力发电站一样，把浑浊汹涌的河流转变成纯净可用的电能。
哈特曼认为儿童带着天赋的潜能来到世上，能够在接纳的环境中自然呈现，这一观念开启了一系列问题，为后世的发展自我心理学家所追寻。我们所设想的人类儿童生来就准备要适应的必要环境是什么样子的?心理赖以发展的“平均可预期环境”本质元素是什么?儿童生命初期与环境的关系中，是否有这样的因素，能够加快驱力中和的进程，降低本能冲突，并提供推进无冲突自我活动的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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