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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0-09-23 17:47:52 心理资讯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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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篇一:全球性职场焦虑症

  先是手指、前臂和脚趾感到刺痛;然后他的精神陷入了麻痹。“我无法思考如何做出决定,”这名四十五岁左右的银行业高管表示,“我完全呆住了。我感觉我的智商下降了50点。”他表示,不切实际的工作要求引发了他的焦虑。“不做决定让事情变得更糟,因为这样我就没有在产生绩效。”

  然而,这位希望不具名的伦敦金融城(City of London)从业人士试图隐瞒他的焦虑情绪,因为他害怕他的雇主会认为他不适合干这份工作。在他所在的办公室里,盛行的文化是埋头苦干,不承认自己有任何弱点。他希望被视为一个高效和抗压能力强的员工。人们注意到他的工作业绩——而不是他的精神健康——变差了。“由于我几乎一直是‘金童’,所以当我的老板责备我的时候,我爆发了。”

  自己其实是个骗子的念头一直困扰着他,这让他在2014年考虑过自杀。

  在接受精神治疗后,他现在已经回到了工作岗位。他变得特别善于发现其他人出现焦虑情绪的迹象。“造成压力的性格特征同时也可能是高成就者取得他们现在的地位的原因——取悦他人、完美主义、希望做强人、以及对威胁的出现高度警觉,”他说。

  他的经历鲜明地体现出员工感受到的焦虑和压力,雇主越来越有必要对此加以关注。这是一个全球性现象,然而仅仅在英国,据政府首席医务官最新的报告估计,2009年到2013年间“压力、抑郁和焦虑”导致的病假天数上升了24%。统计数据令人惊恐:多伦多罗特曼管理学院(Rotman School of Management)今年发表的一份报告表明,在来自一系列行业的员工中,有41%的人称自己焦虑水平很高。

  人们常常将这种压力的增加归咎于现代工作方式。短信、邮件和Twitter持续不断的提示音把我们的大脑搅得一团乱,甚至在我们睡觉的时候也如影随形;机器逐渐占据优势地位,威胁着要偷走我们的工作。意想不到的新技术轻而易举地击败老牌公司;工作似乎没有保障,企业纽带很松散。对职业生活的期望也改变了。以前我们工作是为了钱和地位,现在我们据说应该通过工作实现自我价值。结果呢?不安、恐惧和忧虑困扰着我们。

  “经过10年的扰乱、削减和裁员后,员工的焦虑已经非常严重了,”哈佛商学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高级研究员比尔•乔治(Bill George)表示。

  诊断

  焦虑通常是指不安、担忧或恐惧的感觉。当焦虑变严重时,会使人萎靡。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有些人会比别人更容易被焦虑影响。我们不能完全消除焦虑,有时焦虑有助于提升我们的表现。但过度焦虑就会变得有害了,有时候会导致酗酒和吸毒。

  对于雇主来说,缺勤只是焦虑造成的问题之一。另一个问题是工作效率降低——又称“假性出勤”。这是指虽然员工来上班了,但是由于健康状况欠佳,工作效率低于一般水平。研究表明,受这种影响的主要是白领,其代价可能十分高昂。一份报告估计,2010年,包括所有身体和精神健康问题在内,假性出勤使澳大利亚国内生产总值(GDP)损失了2.7%。《应用心理学期刊》(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今年早些时候发表的一份论文称:“焦虑干扰了人们处理即时事件的能力,从而导致表现低下。”

  因此,一些公司引入了一些项目,帮助员工更好地应对压力与焦虑。甚至在金融和科技这样竞争极为激烈的行业,也有越来越多的公司认识到关注员工的心理健康可能有助于提高利润。

  起因

  在伦敦金融城工作的心理学家迈克尔•辛克莱博士(Michael Sinclair)发现,因为工作感到焦虑的银行家和律师数目“巨大”。“他们无休无止地工作,”他说,“压力如影随形,而且有一种不间断邮件沟通的文化。”

  但他还相信,对企业来说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这种焦虑会传染。“一家公司对失败的恐惧会造成员工产生同样的恐惧,引起‘企业病’和焦虑的企业文化,”辛克莱博士说,“讽刺的是,这适得其反,反而影响了公司的利润。”

  针对伦敦金融服务业员工成立的非营利性组织伦敦金融城心理健康联盟(City Mental Health Alliance)的联合创始人、律师奈杰尔•琼斯(Nigel Jones)表示,科技是一个促成焦虑的因素。他认为,从他30年前参加工作开始,工作的强度就一直在增加。

  “客户对速度和质量的要求提高了。工作的压力变得更大,出现焦虑情绪的风险也就更高,”他说,并补充道两年内已有27家伦敦金融城的雇主加入了该联盟,“(客户)对于反馈速度的预期提高了,但对于工作质量的预期却没有降低。”

  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组织行为学副教授詹皮埃罗•彼得里利埃里(Gianpiero Petriglieri)认为社交媒体的崛起引发了所谓的“展示焦虑”,让人们感到脆弱。他说,“总是在线”让我们感到困扰。

  虽然英国的失业率处于7年来的低点,但对从钢铁工人、护士到银行家的数百万计的人来说,短期合同和总体上的工作不安全感还是增加了。

  有人认为,无法推算出不断变化的科技和就业条件对焦虑增加的影响。

  “想要直接比较不同时代的焦虑水平只会徒劳无益,”《我的焦虑时代》(My Age of Anxiety)的作者斯科特•施托塞尔(Scott Stossel)表示,“排除现代民意调查数据和有关镇静剂使用水平起伏的统计数据,根本不存在一个能够超越不同时空文化特点来衡量焦虑水平的'神奇尺度标准。”

  对一些人而言,解决办法是更好地掌控自己的工作安排,或者给自己当老板。然而这种做法也可能是一把双刃剑,美国斯沃思莫尔学院(Swarthmore College)社会理论和社会行为学教授巴里•施瓦兹(Barry Schwartz)表示。“不受限制的自由,以及强调个人成为自己世界和命运的创造者,有其不好的一面,”他写道,“这让人们犹豫不决要做什么事情,以及为何要做这些事情。”

  美国自由职业者联盟(Freelancers Union)的萨拉•霍罗威茨(Sara Horowitz)今年早些时候告诉英国《金融时报》的记者:“如果你要为矿工开展健康项目,你必须是个黑肺病方面的专家;如果你要为自由职业者开展健康项目,你必须是个焦虑情绪方面的专家。”

  事实证明,常常作为省时手段引入的新型小工具总会引起不安。《不堪重负:无人拥有闲暇时的工作、爱情和玩耍》(Overwhelmed: Work, Love and Play When No One Has The Time)的作者布里吉德•舒尔特(Brigid Schulte)指出,就连铅笔的问世,都让一些人感到知识和信息的流动太快了。

  “人们感到时间在加速,旧的、熟悉的生活和工作方式正在逝去,被一些陌生和不确定的事物取代,”她说。

  雇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正在发生改变。2007年,专业服务公司德勤(Deloitte)的前合伙人约翰•宾斯(John Binns)出现了严重的焦虑和抑郁:“我会看着电子邮件,心里想着如果我打开它们,就会出现坏消息。”电话铃声响起也会引发这种恐惧感。他说,德勤没有在工作的时候谈论焦虑情绪的文化。

  现在,他是一位心理健康方面的独立顾问,德勤是他的客户之一。这种改变不但表明有越来越多的雇主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还表明他们担忧员工可能就这方面的问题提起诉讼。此外,那些在员工精神疾病方面记录欠佳的企业,还会担忧品牌、声誉乃至员工招聘的问题。

  预防措施

  从资金支持到咨询热线,关注员工精神健康的员工项目在范围上大幅扩展。根据市场咨询公司Ibisworld对该行业的研究报告,过去20年里,开展此类项目的美国企业的比例增加了一倍多,达到74%。担忧员工工作效率下滑的雇主所聘请的顾问,是这个为消除工作场所的焦虑和压力而迅速发展的非正式行业的一部分。

  正念(mindfulness),根据倡导者的说法,是在每时每刻观察自身感受的过程中产生的觉照。践行正念的不再只限于佛教僧侣和他们的追随者,首席执行官们也成为了正念的拥护者。谷歌(Google)、苹果(Apple)和索尼(Sony)等公司都采用“正念”项目,鼓励员工进行冥想和精神集中,以使员工的工作效率和满意度更高。另一个受到雇主欢迎的词语是“韧性”(resilience)。

  提供“数字戒毒”服务的Digital Detoxing公司的咨询师会给员工提供建议,告诉他们如何免受电子邮件、短信和微博的烦扰。他们为精疲力尽的主管提供静修活动,比如在美国举办的Camp Grounded训练营活动,或者派遣顾问与员工一起合作,逐步培养员工在运用数字技术方面的良好习惯。

  但是,夸大企业所提供的帮助是不对的。英国特许人事和发展协会(CIPD)最近发现,英国仅有60%的组织采取措施来发现和减少工作场所的压力。

  有关员工福祉的举措可能会变成人力资源经理的表格打钩活动,这种风险永远存在。专门负责促进员工心理健康的部门,结果可能会与同事们每天的现实情况格格不入。此外,如果员工因为无法进入正念状态而感到焦虑,项目可能适得其反。

  “如果你提供正念课程或者健康项目,那就像是在说焦虑的缘由在于员工,因此解决办法也应该靠员工自己。那是很不公平的,”舒尔特说,她认为很多企业的项目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的确,这给人们提供了应对压力与焦虑的方法。但是,领导人和企业还需要认清自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比如,公司可以对“离线”有所规定,员工不回复深夜邮件无需担责。

  鼓励员工分享自己的经历也很重要。伦敦金融城心理健康联盟希望通过让银行高管和律师说出自己的焦虑,来消除其他人对求助的抵触情绪。

  “人们认为其他所有人都不受这些情绪的影响,”宾斯说,“很多非常成功的人士也饱受焦虑的困扰。要消除求助就等于软弱的看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文中最开始提到的那名银行家对此的看法远远没有这么乐观。他表示,勤奋的职业人士将压力视为荣耀,没人承认自己焦虑。

  “当我看出人们出现焦虑情绪的迹象时,我会告诉他们。我会选择合适的时间、地点和方式提出来,”他说,“但是让人们谈论这些很困难,我们需要让这变得容易一些。”

  根源和原因:焦虑感是不是生活的“永久性特征”?

  关于焦虑的根源和原因,哲学上、心理学上和医学上的辩论数不胜数。

  焦虑被描述为一种不安、担心或恐惧的感觉,有些人认为,它是人的一种状态特征。《身份的焦虑》(Status Anxiety)的作者阿兰•德波顿(Alain de Botton)表示:“我们总会焦虑,焦虑是我们最基本的构成。尽管我们每天都会集中于这一种或者那一种在我们脑中产生静电的特定的忧虑情绪,我们真正面对的是作为生活永久特征的焦虑。”

  或许如此。然而我们中大多数人会发现自己不快的想法和情绪很可能是由某种外部压力引起的,比如面试或做报告。

  虽然焦虑也可能对我们有所助益——有时候会让我们表现得更好,促使我们检查自己的工作,或者充分地准备面试——但是如果置之不理,焦虑也会造成毁灭性的影响。

  “有时候焦虑是适应性的和有帮助的……但是如果任其发展,就会变得有害。”心理学家迈克尔•辛克莱博士表示。他认为我们永远无法彻底消除焦虑。

  对那些经受压力或焦虑的人来说,这两种感受的区别可能很模糊。但压力和焦虑是有差异的。通常认为,压力是“对某种超出能力范围之外(或者人们认为如此)的要求的反应,”Tavistock Consulting的组织咨询师萝宾•维西博士(Robyn Vesey)表示。压力能够引发焦虑。

  对那些焦虑已成为生活常态的人来说,他们需要持续多年的焦虑管理。其他人则能够重返工作岗位,经受住最初引发他们的极端焦虑情绪的那种压力。

  目前为精神健康问题提供顾问服务的前德勤合伙人约翰•宾斯表示:“危险在于人们认为你需要接受过度保护。一些人的焦虑水平是能够恢复正常的。”

  篇二:为什么向东飞比向西飞时差反应更严重?

  时差应该是旅行中最讨人厌的事了。许多向东行的人又比往西走的更容易受时差影响。我们并不清楚为何这些人会有这种感受,不过科学家近来设计出一套模型,来模仿人体内专门计时的细胞,用数学说明为什么从西向东走造成的时差更难捱。这项研究也让我们更加了解该如何倒时差。

  在人脑中央深处有个叫做下丘脑的部位(就在视神经交叉处正上方),人体自带的时钟就在这里运转。大约每隔24小时,2万个位于下丘脑“交叉上核”的特殊节律调节细胞就会同步一次,向身体其他部位发出信号,告知身体现在是白天还是黑夜。这些细胞知道该打什么信号,因为它们从环境中接收到光线刺激,明亮时就表示人该醒着,昏暗时就该睡觉。

  然而,当我们跨过好几个时区,譬如从纽约飞到莫斯科的时候,这些自以为通晓例行公事的节律细胞就被打乱了,不知该怎么办才好。我们的身体也糊涂了,因为它想要对时,却不知道是什么时间。结果就导致了时差。

  马里兰大学的物理学家米歇尔‧葛文(Michelle Girvan)参与了建构这套模型的工作,研究成果周二时在《混沌》(Chaos)期刊上发表。葛文表示,我们体内大部分内建时钟都稍微慢些,在没有持续稳定的光源信号时,比如跨时区旅行的时候,体内的节律细胞就会想让一天更长一些。

  “这全是因为人体内建时钟的自然周期比24小时稍长一些,也就是说,在向西旅行、导致一天的长度拉长时,感觉会比向东旅行导致一天缩短时更好受一些。”

  要解决时差问题,你可以让体内时钟尽快调整到与目的地的时间同步(有个智能应用可以帮忙)。所以研究人员建立了一个模型,将你的节律细胞、你对光线的敏感度、光线强度、跨越时区的多寡,以及我们稍稍失准的体内时钟全都纳入考虑。他们希望这个模型可以提供一个简洁的方式,来解释正常人的身体如何在没有外在干预的情况下,把时差倒回来。也就是说,我们在抵达与出发地相差3小时、6小时、9小时、12小时的目的地之后,不论旅程是向东或向西,身体节律细胞是如何根据新地点不同的光线信号(比如阳光、人造光,或云层筛落的黯淡光线)进行同步的。

  这个模型证实了我们已知的事实:一般来说,向西飞行导致的时差会比向东飞行的时差更容易克服。但它也让我们了解到,有时跨度大的时差反而会比差距较小的时差更容易适应。

  比方说,根据这个模型,在没有任何额外努力的情况下,要把向西跨越了9个时区的旅程造成的时差倒过来,需要大约8天的时间。不过要是你向东跨越了同样多的时区,想倒时差就得花至少13天。这比你环绕半个地球、跨越12个时区(大约是纽约到日本的距离)所需的恢复时间更长。

  看懵了吗?从这个模型看得出来,你的身体在试着适应不同地方的新光线信号时也很懵。模型还显示出,一趟短于12小时、向东行的旅程,会比花费相同时间向西行更令人难受。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神经科学家戴维‧威许(David Welsh)说,时差的影响有多大,最终还取决于你是只早起的鸟儿还是夜猫子,“而大部分人都有点儿爱熬夜”。 威许研究身体节律细胞,不过他没有参与前述研究。

  如果你要进行跨越好几个时区的旅行,比如从纽约到莫斯科,而你希望快点恢复正常感受,“你就要尽快去体验与新时区作息相符的外在刺激”,葛文说。对于夜猫子来说,这有时就意味着早点上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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